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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岸

在山上时，我逐渐学会了辨别事物的距离，但也有一些是我无法测量的，因为在山上，它们似乎完全是象征性的，仪式和质问也不能让它们具体起来……

撰文：王琦

 

 

一、 在荒地航行

 

那些农民远远看见我，手中揣着一把辣椒，像握着命根。

 

此时土豆、莜麦和荞麦已运往城中的市场，但收割仍在进行，细小的辣椒引起了附近田里烧荒的火苗，它们何时才能填满干瘪的麻袋啊？这里的土始终不够肥沃，收成总是太平庸。一到秋天，瓦房也是干瘪的，如同被抽干了体内的水，还有些不知名的庄稼落光了叶子，像柔软的婴儿的茸毛，透露出土地的肌肤。

 

中部崛起的大战略已实施了那么多年，他们还是没能从生疏的形象中摆脱出来，粗壮的手指和蓄满阳光的皮肤转向我们时让人觉得远古的女娲的传说还在这里，若你仔细看，仍有跪在地上朝天磕头的老妇在几里之外。

 

我们的经过显然引起了警觉，像车上香港电影里的马贼，明明是南方人的脸孔偏要颠簸地闯进北方的故事。然而若不是太原到五台山的公路在中途严严实实堵住了，长途客车也不会绕道从他们回家的泥路上驶过。

 

“这要命的路，心都要颠出来了。”车上的老年旅行团终于从睡眠中惊醒，一边抱怨一边继续啃上车时买的半截玉米。他们其实是稀稀落落的散客，在太原的东客站因互唠过家常而聚集在一起。东客站那个卖快餐的小伙子老躲在餐车后抽烟，“效益真不错啊，单位刚组织去过香港，明年又要去日本”。据说今年上五台山的游客数量突破了三百万，最多时东客站一天卖出过45万的票，仅靠这一条线就能养活整个车站，也是命根。然而旺季一过，整个车站就懈怠下来，他甚至在每份饭上都舀上两勺满满的菜，“卖完就下班了”……

 

在老年旅行团的话题里，太原230公里外的台怀镇也因为五台山上的寺庙而充实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来过多次，看上去似乎熟悉每个庙里的和尚，说起谁许的愿灵验时滔滔不绝，越到后面越像耳语，邻座的人凑上去，几乎要啃掉她的耳朵。

 

“但门票又涨了，我年轻时还只要15块哩！”

 

“宁愿买张全票，我也不要掏出老人证，承认自己过70了……”可生命在这颠簸里又消耗了一些。

 

客车司机肥胖的脸仍在挡风玻璃的反射中上下晃，依然是山西人的轮廓，却少了晋西北的乡土气息。“庙上的门，火烧的云，杀猪的盆，姑娘们的裤衩……”，一路上他总是试图插入老年旅行团的话题，嬉皮笑脸和他们开玩笑，“否则同一条路一天要跑上好几趟，屁股都坐塌了”。他承包了太原到五台山的整条线路，十几辆车都是他的，钱来得太容易，不说话，不费点脑子，思维也松懈掉。

 

我对他却始终保持着戒心，太原的出租司机告诉我有些通往五台山的客车在半路就会将游客丢下，并反复叮嘱我——上山要小心……要小心……整个旅途因此更像一次艰险的航行，越接近山顶，越接近神，就越要保持警惕。

 

“穿过那黑乎乎的山就上岸了。”肥胖的客车司机此刻也开始模仿起船长的语气。

 

二、 本地人的梦

 

在等待我的时间里，姓王的女导游做了个梦——“我梦见你的前世了，很高大，一米八十几，皮肤也这么白，姓朱，这就是我执意要带你的原因。”相比起许多北方方言，山西话更接近文言，特殊的音律感让她的语言显得娇嗔，像在描述梦中情人。

 

五台山上登记在案的导游共有一千多人，没生意时她们就并排坐在旅行社里打牌，嗑瓜子，隔着玻璃窗往外看。更多没有单位的野导则守候在大路两边，一见外地牌照的车停下来就蜂拥而上，“要导游吗？要导游吗？”据说旺季时在北口，导游群能像积雪一样让车子陷进去。车内人往往在她们之中物色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像流动红灯区的情景。

 

但王不像那些年轻的女导游一样劲头十足，她已当了母亲，年纪整整大我一轮，六年前辞掉忻州市的工作后来到五台山。现在她自称是个居士（居士的身份在这里无法让人轻信，因为很可能只是一个博取信任的幌子），说话和走路都刻意保持轻缓，也不怂恿我买价格昂贵的香烛，只是在我拒绝了一柱售价五百元的五爷庙的塔香后轻声说了句：“诚心的话其实还是开了光的好。”

 

大概是厌倦了照本宣科的导游词，招呼我的那整个上午她几乎没怎么介绍景点，而是一个劲讲她的梦——

 

“三年前的一天中午，一个喇嘛和一个和尚在梦里拉拽我，醒来才知道有高僧上山来了，那年我还是个孕妇，挤不进人群，可他唯独赐了我圣水，身边的小和尚说从此以后我就是他的弟子，他会托梦给我。”

 

“你常梦见他？”

 

“是啊，他到梦里来点化我。”她弯曲起右手拇指，让我看关节上的折纹和中间一个细微的点，像少女的眼睛，“看见了吗，佛眼”。

 

那便是她决定皈依的原因。我无法责怪她对梦的轻信，我想起文德斯电影《歧路》中的那个一直在内心寻找身份认同的作家，他也时常描述自己奇妙的梦，但“梦里的东西不能写，要写些更有意义的”，可她的梦对她来说意义重大，几乎是生命里全部的仪式。

 

在显通寺，王还特地指给我看供于神台的菩萨显灵照片，云中有文殊菩萨的轮廓，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到许多类似的图片，它们都太清晰，让人怀疑是电子合成的结果。但一个僧人告诉我，在山上久了许多人都能看见神云，当他还在圆照寺修行时，也曾看见过化成三朵莲花的云飘过。

 

“你不得不相信真的有神迹，山上就连医院都没有，因为这的人从不得病”。

 

事实上，王的那个“佛眼”已让我吃了一惊。在我的家乡福建，父辈们也总将现实——无论升学、求职或者生死——归诸于一些神秘的解释，“是菩萨在保佑”——任何生活的轨迹都跟它息息相关。我记得我外公去世前的那段时间，时常在半夜对着房门大声咒骂——“走开！走开！不要来找我”他们说门后是过去的邻居，一些早已往生的人，是另一个世界。

 

我开始将几天来发生的事和上山时手机状况频频的电子故障也与一些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也变得轻信，在山上的那些日子，我甚至养成了抬头望天的习惯，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属于我的神迹出现。

 

后来我发现，那些关于神云的故事也只是因为这里天际太辽阔，云的视野太容易捕捉，而且当云离你越近，它的纤维就越清晰，一阵轻微的风都能改变整个天空的罗盘，叫人浮想联翩。我开始设想从前那些向皇帝上报神奇天象而加官进爵的地方官员，想象力原来也曾是他们仕途的筹码啊……

 

无论神迹是否真的存在，密集的寺庙群的的确确改变着整个台怀镇。

 

当年镇上的人也同山下的人一样，是土灰色的农民，春旱、冰雹和霜冻阻碍了农业生产。但旅游业兴起后，一拨又一拨的朝圣者加入了驮货骡子的队伍，沿着曲折的山路一路向上，并以此作为接近神的磨砺。五台山上的本地人因此迅速发了家，开旅馆、酒店，跑运输，以前的穷山恶水一下子出了那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甚至让山外的城里人都有些眼红——“开的车都比我们好了”。

 

我本以为当地人因此更不愿走出五台山，老孙却告诉我“大家都想出去，去了城市才有出息”，可在太原，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还不如在山上搞旅游呢！”

 

老孙是我们所住旅馆老板的弟弟，负责旅馆客人的接待工作。五台山的旅馆很大一部分都是私人产业，从简陋的旅社到五星级的五峰宾馆，标准高低不等。老孙家的旅馆就是典型的私人产业，硬件其实已经算得上三星级标准，可内部仍是家庭式的结构，几个家庭成员组成了管理层，服务也是家庭式的，松散的，总台经常不见服务员的踪影，要到对面小卖部的麻将桌上将他们唤来。

 

空闲时老孙自己也接活，拉着住宾馆的客人逛寺庙，一天两百块钱，还能兼当导游，“女导游们的那一套我从小就背熟了。”他的一对儿女也早早投身了当地旅游业，像这里的多数年轻人。

 

在短途的客运车上，有时你遇到的一个当地青年就可能是一个家族企业的继承人，他们会向你推销起自家的旅馆——“有暖气，带独立卫生间的”，经济意识比起城里更熟稔，与这里的传说一样铺天盖地。但正常的教育因此被忽视，我在旅行中常常留意山上的学校，透过关闭着的铁门望进去，空荡荡的教学楼和宿舍与这里的宾馆饭店比起来就像简易搭盖。

 

那几天他家的旅馆已开始控制供暖时间，晚上12点前，早上8点前，过了这两个时间就洗不到热水澡。在这个季节，上山来的人太少了，“赚的钱都不够烧煤的”，大多数旅馆甚至已经停止了营业。

 

虽然对我们每天早晨的问价不厌其烦，但老孙的价钱毫无松动的余地，“你们到外面找车也是这个价”，山上自发形成的标准是他的职业操守，轻易改变不了。他也知道，到这来的人都不在乎钱，“有人就是为了花那些钱来的，每年几万块搭台给五爷唱戏、上香，花了钱就觉得心安。”

 

老孙一笔生意都没做成，刚买不久的现代轿车停在餐厅后新掘的土地上，没了体热。他则整个下午披着皮衣坐在旅馆门厅的沙发上睡觉，恨不得醒来时就是明年夏天。

 

可依然不断有煤炭被运送到这里，黑压压地堆积在各家的角落，晴朗的早晨，当它们在燃烧，从烟囱里冒出来，山顶望下去，根本分辨不出它们和流动的云朵影子的差别。

 

三、清净佛国与高山闹市

 

殊像寺新藏经楼巨大的木体仍在扩张，天未亮时，吊臂秘密越过最近一座山的山头。许多寺庙都在利用这游客稀少的时间抓紧修缮，而秋天，清水河进一步萎缩成一条小溪，在宽阔的河床内部穿梭。

 

河床里的杂草看起来已经生长了多年，没过吃草的马的膝盖。但它从山上流经整个台怀镇，仍以“河”的名义。也许越稀少的东西人们越能允许尺度的模糊，不再那么严苛，就像城市中的房地产广告——“依山傍海”，最后只是一个在征地运动中幸存的湖和几座假山。

 

这条山顶的泉水汇集而成的河十多年前还清澈见底，山上的僧人在这里取水，望穿自己的前世，可这两年因为河道两边村民用住房改建的宾馆和饭店没有设立污水排放网络，未经任何处理的污水逐渐成为了它下游的水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进行过的几次统一清理也收效甚微。

 

在“申遗”行动中，核心景区也进行了大面积拆迁，涉及包括灵峰圣境的21家国有、集体单位和杨林街、鱼儿湾、太平街的3个村庄及5个台顶，建筑面积将近6万平方米。寺庙密集区一带的房子也被拆除了，人口迁徙到收费站以外的移民商住区一期，楼房和绿地都是城市商品房的格局。据说拆迁的计划还在继续，投资3亿元的二期将陆续动工，刚刚尝到旅游业甜头的当地人仍与政策在僵持。

 

全走了不行，可全是人也不行，这几乎是所有旅游区的难题。在当地政府看来，拆迁工程直接关系到“申遗”的成败，况且各领域的专家们都认为山上“商业化、城镇化、人工化太严重了”，因此一些人被迫要与生长的土地进行切割。但政府看中的，无疑也正是“申遗”成功后带来的新一轮商业化和更为巨大的旅游经济效应。

 

对本地的经营者来说，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当然还有更规范的管理，不再像以前，违规建设被默许。管理者们的态度比起从前强硬了那么多，以至于在执行违章建筑强制拆除时围观的人总是无法理解，成群地堵在铲车前，像每个人家牢固的砖墙。

 

当然政策暂时不可能波及山上所有旅馆和饭店，这几年它们繁殖的速度太快了，伴随着致富心的膨胀，而且几乎不存在什么优胜劣汰法则，一些小型家庭旅馆的老板因此仍毫无知觉——“没什么影响，和以前一样嘛！”

 

一篇文章在五台山作为文化景观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写道：“十年来，五台山在致力于摘取世界文化遗产桂冠的同时，更完成了从‘高山闹市’恢复为‘清净佛国’的华丽转身……”

 

然而今天在五台山，没人再怀念起当年杨林街上的骡马市集了。在夏天，有时候你必须爬到半山腰，才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摆脱了每天上山的近千辆汽车吐出的尾气。

 

“好些个事回不去了……”我不知道三塔寺的存广师父说的是五台山还是他出家的命，下午时他和我在庙里聊天，想起十年前从河北老家到了西台上的清凉寺，自己一听寺里的僧人念经就痛哭流涕。那时候他的身体不好，类风湿，但家里人不相信，只是觉得一个大小伙子不干活就成了废人。

 

聊天没有高深的佛法，是许多的家常话，让人觉得出家人其实没有不同，只是和做生意的“居士”比起来，相处不用任何戒心。

 

他在台顶待了五六年，几乎是与世隔绝，因为每年的九月到隔年六月是封山期，雪让山的海拔又增加了几米，过风口时人也必须趴着走，否则一站起来风就把你刮走。有时山下是四伏天，山上却还在靠火炉取暖，他师父的母亲就是五月朝台时在山上被冻死的。

 

“很苦吧在台顶？”

 

“其实也更有乐趣。那时候我们下山，远远看见满地的白光，全是蘑菇啊，哎呀，一采就是一大箩筐！”

 

苦行是一体两面的，让人在痛苦面前摆脱悲剧腔调，重新意识到一些简单的乐趣，就像冗长文本内核的常识，也像那些在山上等待了你多年的云。因为症结的欲望在这个过程里重新变得陌生，变得与你无关。

 

他说上山来的人想的都是求，但忘了要忏悔，让我想到《非诚勿扰》中葛优在田野的教堂里那拖沓的过错。当他的兄弟朋友都结了婚买了房子，他的愿望却是用一生读完大藏经。“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可是已过了三十几年，匆匆，时间和生命都无法苛求，也只能尽量天真，像头发一冒出来就剃光，永远是初生时的样子。

 

所以等今年冬天一过，他就打算到黛螺顶的山后面找村里的大队书记，他要在那里找一个更清净的修行地——

 

“哎呀……那个小山路啊，两侧都是树林，到了顶上有两座小山，没有游客，特别好……特别好……”

 

四、在彼岸

 

也并非所有人都守得住戒，山上也有山上的绯闻——“女居士要帮忙洗衣服，洗着洗着就摸到身上来了”，一些年轻的出家人因此抵不住诱惑，三十几年没碰过女人，一碰下身就生了疮，被逐出了庙门。

 

“这东西是来传宗接代的，不生小人，你说碰它干嘛呢……”下山车上的老和尚已十多年没回过家，一路上总在说“太年轻咯，太年轻咯”，是在责怪犯戒的出家人，也是在说十多年前上山的自己。

 

“要不是家里有事，我都懒得回去咯，麻烦啊。”他有几十斤重的麻袋，全是老家的亲戚让他带的东西，他们要的“见面礼”，扛在肩上时像驮着一整座山。

 

他反复问我：“火车站外的那粥摊，五毛钱还能吃饱吧？”——下了山，他就完全是一个迷路的人，让人怀疑他其实已忘了家在哪里。我一路将他送到太原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帮他摆脱一个票贩子。

 

“往西南，坐上27个小时，家就不远了。”

 

我发现在山上时，我已经逐渐学会了辨别一些事物的距离。

 

比如一只训练有素的鸽子，当它绕行完天际，重新返回那个挂着“放生”牌子的铁笼，意味着一次被轻信的功德圆满。比如熙熙攘攘的人群，事业、财富或爱情，很多现实的愿望在那里闭着眼睛寻找捷径。

 

但也有一些是我无法测量的，我甚至不能向人打听去寺庙的路，因为有些人会告诉我需要20分钟车程，而另一些人则说他们一步一拜用了两天两夜。所以当我在龙泉寺下看见一个僧人面对古玩小贩“极乐世界到底在哪？”的质问哑口无言时一点也不惊讶——

 

那是一个谁也不能代替别人回答的问题。

刊载于49期《生活》月刊

多年前滨北一家酒吧门口有块大展板，用各种品牌LOGO描述白领一天的生活（如7：00—7：50——NESCAFE，7：50—8：20——BMW、LV，8：30—17：00——APPLE、PARKER，22：30—23：00——durex，诸如此类）。多年后我的一些朋友果真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丰厚的收入、高级商店里强劲的消费者。而这些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的品牌几乎侵入他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特征定位明确的“牌子”，也几乎成为他们性格与身份的代言者。

在这种侵入中，商业社会的行业竞争促成的品牌化是始作俑者，现代广告业及营销手段则共同参与了这种合谋。在一个产品的广告流程里，目标市场、目标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竞争品牌都是需要调研、预测和定位的。我曾在一家4A模式的广告公司工作，填写Brief上目标消费者一栏时颇有点小说人物设定的意思，比如：“李先生，42岁，XX公司部门经理，年薪15万，无贷款压力。居住于市中心。有一子，与妻子关系和睦。周末喜欢与朋友一起打网球……”除性别、年龄、职业、薪酬等基本信息外，还辐射到了住宅方位、家庭关系、个人喜好。这位虚构的“李先生”的信息越详尽，产品与他（或他所代表的群体）的关系就越可能密切。

与人不同，现代商业社会中的物与物是在一种商业运作关系里主动地求异存同，因此这样一系列想象、推理、归类、界定提炼出物的差异性，虚拟了物格，并以此作为一种共同体精神对其购买者的群体人格进行了界定，通过物与物的差异建立物与人的共同体。比如我们一点也不难将大切诺基购买者与男人、粗犷、豁达这样的字眼联系到一起，而由甲壳虫联想到一个可爱、温柔的女人。越来越激烈的行业竞争也让这种界定越来越具体，我最近在北京机场就看到的一则大切诺基的广告——男人的座驾分两种：一种是大切诺基，一种是其它。它又进一步划清了自己与路虎、奔驰G系的差异。

“大切诺基与其他”正是被界定出的己他（或排他）关系。而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广受推崇的“无印良品”，这个日本杂货品牌在创建之初便以一种去品牌化的姿态出现，但现在，“无印”迷的规模化（“无印”迷本身就是一种颇讽刺的现象）以及他们对其他品牌的心理排斥（有人甚至抱怨，在无印良品进欧洲之初，许多设计师们不再穿欧洲时装了）却似乎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我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消费者们对无印良品的误读还是更高明的品牌策略。

有趣的是，一些拥有相近物格的商品在消费杂志惯用的拍摄方法下（比如将哈雷机车与苍蝇眼镜、ZIPPO打火机摆在一起拍）又形成了物自身的关系网（就像那块大展板），这个关系网是对物格的强化，同时也是对共同体人格的强化。

显然，在这整个商业运作过程中，人是物的造物主，而物则在商业需求中被人格化，成为人格的界定者作用于人，因此产生了“大切诺基”式的男人或“无印良品”式的人。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人从神格化到物格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物被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过程。

那么，是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定义了“XX”式的生活，还是“XX”定义了我们？这种消费与被消费关系的模糊感让我不禁想问“你是什么牌子？”我想它比星座学更容易切入某个人的性格要害。那么，你是什么牌子？

09年10月初，我在北京采访闽籍艺术家邱志杰，三个小时里，我们从1927年全国各地的中山公园热潮聊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城市中广泛流行的城市雕塑，他用闽南腔调浓重的普通话叙述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中微妙的意识形态变迁，直至大烟灰缸里堆满了我们各自的“中南海”烟屁股。

在最广为人知的“南京长江大桥”计划中，他将革命对人的影响作为最初的关注点。这座曾经象征着革命、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大桥如今成了中国的自杀圣地，桥上一个豪宅广告牌揭示了这种转变的根源——“世界会为有远见的人让路”。

“所以革命者看到大桥时是分享其中的集体成就感。但最近这30年来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得更多的是‘成功’，而且成功是一种具体的指标，是你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那么这些追求成功的人和追求革命的人就变得非常不同，他们是一个个的个体……但革命者是不会失败的，因为后继有人，因为他们的成功是集体的成功”。

姜文的《让子弹飞》中，马背上的革命者（当然也可以说是“土匪”）形象最初也是单薄的，当他们策马鸣枪，大多数人仍躲在柱子背后，窃窃私语。即便拿起武器，他们也仍是谨慎的围观者，“谁赢他们跟谁”。

这样的“围观者”故事至今仍随处可见，比如“2010年12月29日，在福州市六一北路与湖东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5岁老人孤身外出，摔倒在人行道上，围观者无人出手相救，直至老人生命终结。”比如钱云会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有人将过去的2010年命名为中国的“围观年”，试图与鲁迅的“看客”文化进行区分，不再将“围观”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一种症候，而是公民社会中权利主体意识的体现。但微博热门话题榜新关键词的每日更迭仍暴露了这种围观的记忆维度，我不知道这些“围观者”故事和“人民”到“人”、集体到个体的转化是否有关，围观对象的生或死、成功或失败与自己似乎并不发生直接关联，又变成一种沉默的集体。当围观者已然成为一个集体，是语言的爆发、行动的沉默，还是再让子弹飞一会儿？

 

大众的消失

最近又有个朋友出了自己的独立杂志，像许多实践家的偶然初衷——因为买不到我想要的，所以我去做——我的这位朋友也是因为在充斥着长腿女郎、名车豪宅、八竿子打不到自己的明星八卦的书报摊上买不到一本教人如何种种花、做做简单料理的杂志而萌生了独立杂志的想法，就像它的名字“salt”，给生活加点盐。

给生活加点盐、辣椒、番茄酱或芥末酱，改革开放后，你想加什么都行。从大米馒头到日本寿司、韩国泡饭，甚至远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鸡肉卷……红头发的麦当劳叔叔早就用一句“更多选择更多欢乐”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下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渗透的过程中，“人民”渐渐成为十三亿个不同职业、爱好、收入水平甚至不同性取向的个体，“大众”则沦为商业市场里的无效词汇，一种曾经强势的集体意识于是逐渐瓦解，个人化社会来临。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自身的角色转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我们开始选择吃什么样的午餐，听什么样的音乐，看什么样的杂志，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阅读别人的杂志或做一本自己的杂志。

过把瘾就死？

做一本自己的杂志，这个梦想大概在许多人脑海里都曾浮现过。我朋友是这么描述她梦想照进现实的心理过程的——“有些朋友问我，这本杂志做得那么别扭，为什么还要做，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心里想要做的事，就去做出来，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吧。”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台湾电影《单车环岛日志》里的对白？——有些事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

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梦想是现代青年的第一生产力，况且在数码和网络时代，人人会写点文字，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是PS高手（也确实可以用PS排版，我就这么干过），人人也都可以像Terry Jones一样自己用钉书机将一叠打印纸装订成册（Terry Jones装订的这本名叫《i-D》的杂志后来成为杂志界的标杆）。

低门槛让独立杂志成为许多青年和大学生们杂志梦的试验场，问题是这些梦想所支撑起的，是什么样的一本杂志？我曾看到一本独立杂志的版权页赫然放着创办人（一个80后小伙）的大尺寸西装靓照，卷首语则是他含糊不清的博客体人生观。独立与自我的误区，仍是现在许多独立杂志最显著的心理现状（为谁做？自己还是读者？）。它们也因此难以避免过把瘾就死的共同宿命。

与其将这样一些独立杂志的死亡归结于梦想与现实的对立面，不如做一番关于梦想持久度及实践品质的“自我”检验，让“自我”发声体观念回归媒体本质，并找到区别于主流杂志的独特路径——从内容定位（如日本美食杂志「旬」がまるごと，每期只做一种食材，从烹饪方法、餐厅介绍到食材产地、种养方式甚至产业结构），到视角（如香港的《Stadt城市志》，每期探讨香港某区与城市相关的在地文化议题），再到报道方式（如许多欧洲独立时尚杂志，用离经叛道的方式拍摄时装片），甚至如许多日本杂志，以纸质平台探索新的印刷技术、纸材、字体设计。除此之外，独立杂志还应该是那些不符合主流杂志标准的作家、模特、摄影师、画家们的发声管道。因为对于在多元社会中愿意主动选择的读者来说，这些才是“独立”的真正意义。

金鸡独立的单脚策略

当然，不可否认独立杂志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说做杂志是烧钱，我想做过杂志的人都不会反对。任何一本杂志的成长都依托于健康运作的市场和发行，而这往往是独立杂志最匮乏的。

我朋友的杂志从印厂拉出来，就被拍照po上了微博和淘宝。这种小印数（即意味着高印刷单价）、低成本网络推广、销售或店铺寄售也是大多数独立杂志选择的方式。现代商业活动的销售尺度及网络推广手段为独立杂志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但对于想走远的自发筹集运作资金的独立杂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够的。如同《i-D》这样在商业上也成功的杂志少之又少，大部分独立杂志仍摆脱不了赔本赚吆喝的困境。而就像柏林杂志《032c》创办人Joerg Koch说的，“独立杂志与大公司合作也不可能获得共赢。”因为“在大型出版集团的背景下不可能做出一本同时具备高品质和独立编辑精神的杂志。”

因此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重独立才是站稳的保障，在一本精神足够独立的杂志，使用金鸡独立的单脚策略跌倒之前，最好想想怎么将独立精神蔓延至蜷缩的、羞涩的另一只脚。

 

要实现一个艺术理想，必须从事社会政治改革